许伟:这三个因素或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7日电 题:《许伟:这三个因素或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

  作者 许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许伟:这三个因素或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

  从中期视角看,有三个可能影响全球通胀水平的结构性转变因素。

  第一,宏观政策理念发生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使全球私人和政府负债都出现一定收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扩张了资产负债表,但私人资产负债表收缩。疫情以来,私人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均有不同程度扩张。当然,这和危机性质有一定关系,但理念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美联储修改了政策框架,提升了对通胀的容忍度。鲍威尔在2013年讨论缩减购债计划的时候,相对鹰派,但造成了市场较大的波动。现在美国经济尚未充分恢复,过去的那段经历应该会让他更谨慎对待紧缩。由于对刺激过度的担忧让位于刺激不足的担忧,财政纪律也更松弛。当然,也有不少人讨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货币扩张不一定导致通胀。但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坚定的反通胀立场,在一代人心中树立了央行自主性的权威形象,锚定了通胀预期,一定程度上成就了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大温和。但显然,千禧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经历过量化宽松、资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历过疫情之后政府大力度救助,这种预期的稳定性可能发生改变。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是“长期停滞”概念的重要推动者,但最近也在指责美联储“太自大了”(Dangerous Complacency)。

  第二,全球供给体系效率下降推升成本。对全球大循环有一个简单形象的逻辑,即欧美负责消费或创新,东亚负责生产,拉美和中东负责提供原材料。因为这套逻辑设计,让美国既享受到了低廉的商品和服务,又能以低利率成本借钱,还能在海外投资当中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享受所谓的货币霸权。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全球大循环难以为继。而且,危机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各国更多考虑安全性和产业链韧性问题。欧美也希望推动制造业回归。东亚则开始有更多的创新。比如,从创新链的变化看,美国研发投入大幅下降。同时,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大的逆风,新冠疫情的冲击也进一步增加了各方对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的担心,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而当全球大循环被缩减为区域性循环的时候,整个供给效率是下降的,相关成本会显著上升。

  第三,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往中速增长阶段换挡基本结束,供求更为平衡。次贷危机之后,虽然全球化受到冲击,但是刚好叠加了中国过去十年的增长阶段转换,在过渡期间供给相对比需求多一些,因为之前的产能是按照高增长预期投入的,但随着重要的需求增速回到与中速增长阶段基本匹配的水平,后续的产能布局也会有所调整。再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求更为平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政策落实,也可能进一步提升传统行业产能集中度。尽管经历了疫情冲击,但两年平均看,一季度经济增长5%,如果再考虑到一些消费需求不能再追回,实际经济运行已很接近潜在水平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也有助于评估经济恢复动能。消费端,服务消费恢复相对滞后。跨国来看,像泰国这种旅游业/服务业比重比较大的国家恢复比较慢,也印证了这一点。但商品消费、住房支出保持较快增长,显示居民支出意愿并不低。投资方面,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看,增速还不高。微观的活力也在继续改善。2021年前4个月,新办涉税市场主体超过400万户,显示微观主体非常活跃。而新办市场主体尤其是新增企业,吸收就业能力和经济竞争力往往更强。

  总的来说,研判当前形势,不仅要从流动性、疫情造成的供需错配等角度看,可能还需要对中期结构性转变因素给予更多考量。从这些结构性视角观察,全球通胀的中枢可能会有一定抬升。中国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从2020年5月份就开始做出前瞻性调整,比如货币市场利率缓慢回升。至于评估美联储下一步量宽缩减,是否会重复过往的美元周期,剪新兴市场新一轮“羊毛”,则需要更多考虑美国经济体量的相对下降,以及美联储政策制定中国际因素权重的上升。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目前中国经济恢复动能较强,重要农畜产品和能源供给有保障,宏观政策腾挪的空间更大。(本文据许伟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的发言整理。)(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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