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横空出世 惊动西京

  横空出世 惊动西京

  崖上人

  一个作家,能写出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可以仰首对天长啸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写出开先河的长篇

  1964年,李文德在泾阳三渠口大队洛桥道班蹲点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天,一个老汉抱娃出门,碰到他,他成了娃的干大。婴儿的父亲是大队书记。他赴宴,听一个解放前在安吴堡当拉水工的老人谈寡妇周莹打败乾县土匪梁山王,颇感兴趣。

  他收集素材,写好民间故事,给西安诗人毛錡看,毛说,地主婆是专政对象,你自找麻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社教中,有人发现他写的故事,咸阳公路总段开批判会。他下放周陵道班劳动改造。

  1988年,他在采访途中,鬼使神差走进安吴堡,周莹不畏土匪的女豪杰形象,一瞬间活跃在眼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写成中篇小说,石竹把小说在咸阳《职工文艺》杂志连载3期。西影的人看了,给光中影视公司老板赵安推荐。赵决定改编拍摄电视剧,事例不足,请李文德搜集补充素材,签约付费15000元。李文德很高兴。

  他到梁山采访,许多老汉当过土匪,不愿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给一些老婆每人送半斤点心,打开话匣子。到县档案馆查资料,没有介绍信,不行。他找宣传部长,老是不在。勤务人员告诉他,部长在另一个院子办公。见个县委部长,比见省长还难。

  9个月,他沿着周莹的足迹采访,到过甘、宁、晋、冀、鄂、浙、沪、宁、蒙、云、闽、新疆等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能写成《安吴商妇》,一个重要的经验,搜集素材投入大。

  在他收集到的素材中,许多对周莹私生活的叙述,用六个字慨括:淫乱、奢华无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尤其在文革前后,有关周莹的文字,几乎清一色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好逸恶劳的寄生虫、荒淫无度的地主婆、视劳动人民猪狗不如的剥削者等大帽子。他决心拨开政治迷雾,还原周莹本来面目。

  写了5年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有的细节,一边叹息,一边写作。高兴时,晚上睡不着。悲伤时,流泪。三四天前打好腹稿。没有想好,不动笔。细节顺着故事发展写,不能按设想写。大方向不能变。“细节决定小说成败。”

  2005年完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没有钱出书,他求助咸阳市委宣传部长,副部长王芳闻把他叫到办公室,让他留下书稿。此前,王芳闻听人介绍过书稿。她阅读后找他,愿意合作,给他送电脑和打印机。

  2007年,李文德、王芳闻署名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安吴商妇》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西安召开研讨会,陈忠实、贾平凹、雷达、李星,省政府经济顾问曹钢等60多名作家、评论家、学者参加。

  文兰讲,论故事,没有谁能比李文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肖云儒讲:“《安吴商妇》第一次集中笔力表现了农业文明大背景下秦商的生活和命运,显示出特有的亮色,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开启了秦地文学题材、秦地文学观念、秦地文学视觉的新生面。”雷达在《文艺报》撰文指出:“这部小说却大胆地塑造了一个女商圣,使中国长篇历史长廊中有了一个经典的女商人形象。”贾平凹讲:“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书,第一次写陕西商人,对陕西文学意义重大。”陈忠实讲:“目前,在中国文学界、在陕西,塑造一个商界女主人公形象似乎未曾见。安吴商妇是在清末国家局面不可收拾的历史背景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商家,作者生动地、细腻地把她写出来。”

  陕西省社科院成立秦商文学创作研究室,李文德担任副主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这部长篇纪实小说名扬三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周莹重孙女吴国华带一帮人约李文德、王芳闻在西安一家酒店以“侵犯了其祖父名誉权”为由,要求李文德无代价把著作权、版权给他们改编拍摄影视剧,李文德断然拒绝后,吴氏企业一个人竟然手指李说:你不过是个炊事员,写了一本书有啥了不起?李文德当场气得血压升高,服救心丸脱离危险。

  吴国华目的未达,便将作者、出版社、书店告到西安碑林区法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她在报纸上讲作者侵犯其祖父名誉权,诬其祖父为土匪是故意造谣中伤。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胜诉。理由很简单:原吿的祖父是好人,曾把安吴堡吴氏的房屋借给共产党办青训班。作者不服,向西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也很简单:抗日期间国民政府号定安吴堡吴家空置房屋,交由共产党开办青训班,其时原吿祖父因怕共产党法办逃往苏州做寓公。开庭,法官不准李文德辩护,只准原吿律师讲,李文德抗议,主审女法官竟敲法棰斥责李喧闹公堂,要将他逐岀。加之原告口岀秽语,李反击,法庭大乱。

  李文德回家病倒,做了二次大手术,三年后方能下床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最后法院在李文德不能出庭情况下,接受西安人大代表陶冶意见,决定改判双方庭内外和解,让岀版社、书店和作者共同支付原告诉讼费用,作者对小说所谓侵权章节删改后方能再上书架。

  教授王仲生认为,纪实小说和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历史上是确有其事的话,它的主干,包括与这个人物有关的时间、地点、名字、事件、个性等是不能随便虚构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李文德、王芳闻针对原告诉讼的理由,对小说修改时,定为历史小说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把13万字重写。出版社邀请学者专家对小说反复讨论研究,先后换了3次责任编辑,方决定重新出版发行<<安吴商妇>>一书。

  十年磨一剑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017年1月,《安吴商妇》重新出版。写周莹做人、用人,经商谋略,塑造一个坚强、大胆、精明的大商人形象。故事引人入胜,人在阅读期间,没有读时,想着情节。

  9个月4次印刷的<<安吴商妇>>,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中文网阅读量,1949年至2017年10月以来长篇小说排在第139位,出版社庆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多名编辑请李文德给书签名留念。

  10月中旬一天,他为88名购书者签名,快递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2012年3月21日,陕西秦商联合会在西安召开《大秦商》电现纪录片创作研讨会,原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和原省人大副主任刘维隆认为,一部《安吴商妇》,便把沉寂了千百年的秦商文化,给咱唤醒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此书列入陕西省委宣传部重大文化项目《千年秦商》图书系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省政府修志,文学卷收录此书简介。

  李文德认为电视剧《那年花开月又圆》篡改历史,给中宣部反映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10月,热播的电视剧原定在沪宁首播完陕西即播,暂停。

  穿越战乱年代

  1935年,李文德降生于河南林县李家文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个家族明朝便有人位居翰林。 附近有唐朝建的庙,每年三月三庙会,召开武林大会。他家在山中建有祠堂。祖父是秀才,家衰,剩3亩地。浇地,死时手抓井绳。五祖父在抗日县府法院供职,投降日军,和当过国军军长的汉奸孙殿英共事。解放后镇反时被处决。李文德当时在朝鲜作战,发信受到审查。五叔父率领一支抗日武装,被日军包围,覆灭。父亲毕业于开封高师,在抗日区政府当秘书。机关人员藏在芦苇塘里,日军包围放火,父亲被俘。枪毙时,父亲当翻译的同学给太君说好话,释放。

  母亲刚强,对他说,长大不要指望别人,靠自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母亲眼里不能容沙子。

  李文德小时受尽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吃白陶土,大便困难。脚踝疮烂,露出骨头。他姨逮蜘蛛,放进伤口治疗。

  李文德6岁,十多名日军把逃难人群包围在井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群狼突然从麦地跑岀来,向一匹军马扑过去,马惊吼叫,日军乱了阵,开枪,狼群逃窜。追狼的几个日军从山洼里回来,牵了一头牛。伍长挥刀连砍臀部,血淋淋的,牛挣扎,惨叫。鬼子烤肉。六伯父从井台下刚跑岀一丈多远,伍长追上李文德,挥东洋刀挑肩上干粮袋,六伯父急了,猛地把李文德推倒,装高梁米花的袋子,划开一尺多长的口子。

  鬼子撤离,把3名长相好的女人带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鬼子二次大扫荡,母亲带他逃进山洞,不料是狼窝,一只母狼,三只狼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拿红头绳。母亲给母狼喂驴肉,才逃出狼窝。

  他在汤阴县城上学第三个月,娘终于接到爹书信,要他们去永城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娘带他和妹妹坐火车去找父亲,深夜四点多,他在地板上睡觉爬起,去厕所撒尿,一声巨响,车厢往一侧倒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列车前边的特等车厢和三节一等车厢翻下铁路,从特等、一等车厢里爬岀来的二十多个日本兵直吼:“小心八路的袭击!”

  炸死11个日本兵、3个日本官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少佐指挥,把換下的轨道枕木摞起,摆上尸体,泼煤油,日本兵和浪人排成一字队形,站在少佐身后,默哀。扒岀骨头过筛,装入白布口袋,写上名字。

  由商丘到永城路上,一天岀了夏邑城,走过胡桥村二里多路,突然从高梁地里冲出两个包着头,手持大刀的劫匪,吼道:把买路钱拿岀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个土匪刀指他娘说:把身上钱掏出来,不然俺手里刀要见血了。

  娘下了车,把钱掏出说:你们如果是真正男子汉,就去扛枪打日本鬼子,靠劫路抢钱,算哪号男人?说着把300块法币抛给劫匪说:300块够你俩吃喝半月,后边人就过来,小心让人把腿打断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劫匪弯腰拾钱到手说:嫂子你胆够正了,居然敢训俺,不过你话说得有理。说完,转身跑进高梁地。

  他6岁从母启蒙读<<五字经>>,从此尊崇孔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11岁上小学,一年多跳级到初中,写的诗上了黑板报。

  1948年春,他父亲在陕西宁强县中学任教兼县政府秘书长,成立陕西中学时,当教育长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考上陕西中学,能背很多古诗,担任年级学生分会 。后来得知,学校为国民党培养后备军官。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学校往四川转移,走了9个月方到成都。

  战场上的卫生兵

  成都和平解放前,李文德父亲李季先带领师生起义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解放军入城式定在1949年12月30日上午10时。成都地下党代表及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组成迎接解放军入城代表团,在驷马桥集合,李文德参加。解放军入城式开始前半小时,第十八兵团司令员贺龙率周士第、李井泉、胡耀邦乘汽车到了驷马桥,接见成都各界代表,他父亲要求贺龙接管陕西中学,贺龙让胡耀邦负责。

  1950年初,军代表到校动员学生参军,2500 名学生,一夜之间,走的剩900 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父亲参军,在第7军任参谋。李文德为了吃饭,要求参军。几个兵围住他七嘴八舌笑道:你还没卡宾枪高,当通信兵也不合格呀!他们就是不愿收他。他一气之下走进招兵办公室,军官说:当兵要打仗,打仗会死人,你怕不怕死?他说:怕死我能赖着你们要参军吗?军官一拍桌子说:我收下你这个小兵蛋子啦!

  他穿上军装,蹲在地上激动地哭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分到第7军21师卫生处。17名学生参军,参加抗美援朝,他和另一个伤残同学幸存。

  参军后部队在四川金堂县大同村驻防,一天,他听护士长讲课,村外传来一阵枪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医院警卫排值星班长跑进教室说:发现土匪,准备战斗!

  十几个土匪从蚕豆地跳起,端着冲锋枪,朝医院门冲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学警卫班长动作,拉断手榴弹导火索,全身用力,投岀。他睁大眼,看着手榴弹落地爆炸掀起的烟尘,没裏住一个土匪。

  战斗只打了十几分钟,击毙土匪31名,伤27名,俘63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班长对处长说:李文德勇敢着呢,除警卫排战士外,全处28人参战,他人最小,唯有他把二枚手榴弹投向土匪。

  修天兰铁路,他办油印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到师文工团学习经验,返回,坐军长的吉普车。军长问他工地施工情况。到军部,让司机把他送回住地。

  他15岁赴朝参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从沉入水中的浮桥过了鸭绿江。照明弹,照亮几里路。休息,倒头就睡。

  看到尸体面容,有的笑,有的惊恐,有的呲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有的肠子挂在树上。战场成了屠宰场。

  他长得英俊,机灵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女兵们喜欢他。他尿床后的被褥有人洗,衣服脱下,便有人洗净后放在他的枕头下。处长说他有福,政委说他走了好运。

  女护士们对他说:小李子,晚上给我们堵住房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动手动脚,不然,我们就揍你屁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背靠房门,把灯放在櫈子上,枪放在身边,没动地方看一夜书,把处长送的《野战外科手册》,看了一百二十多页。7个晚上,不看女兵睡觉,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后来感激这些女兵对他的信任,使他学到医疗知识。

  几十年后,书商请他写一部小说,派一名女服务员晚上陪他,他却让她离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看重事业的男子汉,就当如此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一次,他奉命到救护所接伤员,主管军医正为一名伤员作扩创手术,说:过来,把他伤口缝住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二活没说,边学边用,受到军医表扬:行啊,缝合技术合格着呢。从那以后,他只要到救护所遇上不复杂的战伤处理手术,军医便让他主刀。一年不到,他就敢一个人做战伤救治手术了。

  他散步,遇到空袭,躲到桥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炸弹爆炸,他被震昏。处长带人把他从土中扒出。几天听不清人说话。

  处长对他信任,好派他外出执行任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是卫生兵中唯一配枪的人。

  文工团歌唱演员姜小云找处长看病后到前沿慰军演出,处长派他随弹药车到前沿接伤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她坐驾驶室,他睡弹药箱上。防空哨第二次报警一枪接一枪,汽车灯一下子全媳灭,敌机投下的一组照明弹,照亮山峦。嘎斯车正好行驶在转弯上坡路段,司机偏偏患夜盲症,換档慢了,油门踩不到位,车不但没冲上坡,反而向后倒了下去,路外是深沟,一个车轮岀了路面,他大喊刹车,抡起稻草袋包头,纵身跳车,翻滚。嘎斯车翻下山沟。

  一队人民军过来,他求援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们下沟找车。倒在乱石丛中的姜小云,头被弹药箱砸裂,司机紧紧卡在驾驶楼。李文德抱住姜小云,哭得死去活来。他过去把她当姐姐。他们把尸体抬到路上,没有时间抬弹药。他等到半夜,碰到志愿军的车,将尸体运回。

  战士们再也看不到姜小云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她美好的歌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一天,他奉命到四十多里外一处防空哨所,把二名被美军飞机扫射致伤的朝鲜女兵,从山上哨所抢救下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二个女兵伤得不轻,一个腹部贯通,有生命危险。一个右大腿贯通,股骨被机关炮弹击断,治好了也保不住右腿。他先把腿受伤的女兵背下山,返回和驭手用担架把另一个女兵抬下山后,将车厢稻草铺匀,展开一条棉被,将二人平放在车厢。一架美军直升机飞来,机身一斜朝沟底飞去。盘旋一圈,下降,放下软梯,两个美国兵下来,为躺在雪上的兵包扎。驭手用苏式转盘枪射击,一个美国兵惊叫一声,扑倒。另二名美国兵伏地还击。

  防空哨所女兵赶到时,两个受伤的美国兵爬进机舱,未受伤的兵脸朝上仰卧雪地,抓住软梯,被直升机拖了一段才往高爬升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他们和朝鲜女兵跑到林中空地时,直升机又盘旋到上空,一个兵从机舱门伸岀头来,大喊道:中国人,拜拜!然后抛下一盒军用罐头,直升机扬长而去。

  一次战斗后,处长命令他带6名护士参加打扫战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13个战地救护所,收集到油质盘尼西林27盒,16箱其它医药及器材,一辆完好无损的救护车。从此,卫生处拥有了救护车。

  在一次阻击战中,他奉命往前沿救护所运送医药器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和担架队被流弹阻隔在炮阵地,伏在壕里,观察敌坦克成梯队向前沿阵地进攻。我军炮弹呼啸,命中坦克爆炸,却不能击毁。阵地指挥员急了,从掩体跑到炮位吼叫,亲自操作,把炮口对准揷着旗帜的坦克开炮,只见坦克被弹头击中一抖,炮弹却弹到坦克上空爆炸。

  这些火炮是1942年至1944年生产,在苏德战场上使用了千百次,本应是回炉的废钢铁,却被苏联老大哥维修后,卖给中国军队,变成志愿军手中防装甲主要武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成百门火炮被坦克碾碎,悲惨!

  第三次战役,他带领18名担架队员,8名伤员,过封锁线时遇敌机空袭,躲进一个人字洞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他走到人字一撇的洞底时,见稻草上躺着两个朝鲜人民军军官,一个上尉,一个中尉,两人都是上臂负伤。中尉坐了起来问他:你有香烟吗?他打开斜背在身后的挎包,取出一包48支装黄金龙牌香烟,抽出二支递给他俩。中尉从口袋掏出一支湛篮的微型手枪和一梭子弹,对他说:这支防身用微型手枪,是我九天前从一个美军少校身上缴获的,比你的卡宾枪轻便多了,我用它换你的烟可以吧?他取出4盒烟,交到中尉手里,接过微型手枪和子弹。

  卫生兵丁卫琼在沟口被四个朝鲜姑娘拦住,火把一照他脸,见人长得英俊,齐上,把他连推带拉,拽进沟里,钻进防炮洞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名叫金姬的女人开门见山说:我们4个人的男人全死在战场上了,我们想给他们留个后代,村里的男青年全当兵上了前线。我们昨晚碰上你,见你是志愿军东木,长得健壮英俊,我们看上了,便把你拉到这里。你不用怕我们,直到我们怀上你的孩子,就把你送回连队。丁卫琼说:志愿军纪律严明,我们入朝时宣过誓,决不动朝鲜女人一指头。

  丁卫琼随她们上了峡壁的洞穴,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铺着席,有被褥,锅架在三块石头上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她们为躲飞机轰炸,把洞穴变成了家。

  一天,李文德刚从河里洗衣服回到野战医院,见丁卫琼被搜山部队两名战士押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丁卫琼见到处长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往地上一跪,哭道:……我想跑也不知路在什么地方,便和她们耗着,过了7天,饿得没了法,只得屈服……

  处长对李文德说:丁卫琼的事只有我和政委及你知道,你把嘴管紧,让这个事烂在肚子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丁卫琼到了一个新兵成群的连队后,打了三仗立了三次功,在火线入党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连长和指导员先后负重伤,他挺身而岀,代理连长指挥。在第六次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烧伤。李文德将他由救护所往野战医院转送途中,死亡。

  有些志愿军战士被迫同朝鲜女人睡觉,被处决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人民军和朝鲜百姓普遍反对这样的处理。但毛 的命令没人敢反对,军事法庭只能依法行事!

  他认为美军战斗力相当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并不是不堪一击的军队。有些文学作品写得太假。

  在深山的岁月

  朝鲜停战李文德回国后,调到沈阳第五炮校卫生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部队号召学习高玉宝,他开始写作。1954年,一堆砖洇水后,面临受冻报废,战士们冒雪抢运砖。他写成散文《三千块砖》,在《东北战士》半月刊发表。还有文章上了<<东北日报>>、东北军区《前进报》。

  1955年,他为上大学要求转业后,西安市卫生局把他分配到四区卫生所任防疫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天,他带10个老太太检查卫生,路过省政府北门,王老师提出进去检查。他们来到省长办公室旁,王提出检查,警卫员阻挡,赵寿山走出,请他们检查。

  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党政军共同在新城群众大会堂举行庆祝晚会,他得到入场券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彭德怀出席,一个摄影记者让彭总笑一笑,彭对警卫员说,给我把他轰出去。接着又说,把他饶了吧。后来李文德写了<<彭德怀元帅的徵笑>>。

  1956年,他应邀参加西安作协分会、《延河》编辑部举办的元宵节座谈会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副市长张锋伯笑道:李文德,想不到你也是作家嘛。

  李文德批评<<陕西文艺>>的文章,在《陕西日报》发表,引起读者关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57年,他把编写的《家庭卫生常识》送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第二次由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十万册,受到有关单位领导重视。

  他调到省第四建筑公司任医政科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天,机关总支开会,书记说:李文德,该你讲讲对毛 关于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的认识和感受了吧。他回答:对不起书记同志,近几个月来,我满脑子里全是各工地因卫生防疫跟不上引发的胃肠疾病失控局面,令我坐卧不安,实话实说,我真没想过整风反右斗争的事。书记脸一吊说:你这种思想不对劲得很,是和党和毛 的指示唱对台戏嘛。

  第二天一早,李文德接到省师范学院工地卫生所医生电话,请他到到工地处理一起因工伤引起的医患纠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没参加当天整风补课,也没向书记请假,便骑自行车到了师范学院工地卫生所。

  他在工地住了三天,回到机关,只见卫生福利科楼外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近前细看,全是批他和党和毛 整风反右消极对抗、逃避的内容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机关批斗右派分子大会,书记列举李文德十多条所谓鸣放错误言论,让人把他架上 台,压他低头认罪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挺起胸膛质问书记:你所揭批我的所谓右派反党言论,是我李文德哪天在何种会议上所说?

  批斗会一下乱了套,与会的四百多名干部职工,没等主持批斗会的纪监室主任宣布散会,走光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58年3月,反右斗争补课告一段落,政府机构、厂矿企业下放干部开始,省建工系统下放干部指标下达到公司,17名干部被送进秦岭山商县县城,有李文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县政府把省城下放的50多名干部,安置到深山中三岔河乡。他和公司一名女医生分到山沟里的红星农业合作社。

  农业社最重的活,往山上担粪,他不会换肩,每走几十步便要停下换肩担,社员们笑他是肩不能挑的干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有个女哑巴32岁才怀孕,临盆时难产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她公婆拜神求仙,接生婆敲锣打鼓,折腾得全村人不得安宁。李文德实在坐不住了,对社长和哑女男人、公婆说:我是医生。他们把他挡在门外说:哪有男人为女人接生的?

  他向沟外跑去,等他和女医生呼呼哧哧跑到哑女家时,可恶的接生婆已用秤钩把婴儿钩成碎块,血淋淋泡在盆子里,而哑女早己昏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不料成了诬蔑党和人民政府农村医疔卫生政策罪证,而受到批判!

  除四害运动中,武保干事进入红星大队,队长、支书命二十来个社员跟上民兵上山进林,李文德也成为消灭麻雀战士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干事手提步枪,伏在崖顶,向下观望一会说:崖下草丛里卧着一只豹子。一个民兵连开两枪,豹子一声吼,窜上崖顶,爪子在空中一舞,把民兵头皮和半边脸,抓得血肉模糊,吼叫纵身跳下崖。除四害以失败告终。他也记在日记里,自然逃不过挨批。

  三岔河公社调他到火箭兵团炼钢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山沟里泥土含砂石多,粘性小。找不到黄胶土,一百多人白劳动了半个月,砌了十几座土炼铁炉,全报废。省上找矿队知道了,找到兵团对社长说:三岔河流域根本没铁矿,你们趁早收拾摊子,免得再劳民伤财!

  兵团散伙,17名下放干部调到县煤矿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吃饭不要钱,杠子馍。下井,可喝点散西凤酒。土煤窑,人爬着拖煤筐。1960年腊月29,他午觉醒来,睁眼向窗户看,发现窗户颠倒,他忙揉揉眼再看,房门也颠倒。他慌了,赤脚跳下床,打开房门往外看,水上了山顶,树木房屋全颠倒。

  他给下放干部领队汇报,出主意晚上躲避下井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晚饭,他让人打来一铁水壶酒,给每人倒一缸子,不会喝也得硬喝。横七竖八躺一地。有人叫下井,踢这个踢那个,全不动。

  午夜,一声巨响,瓦斯爆炸,燃起大火,井下十多人全部死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老八路领队到省上汇报,领导同意他们离开煤矿,参加农业劳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们被调到龙王庙公社。李文德给队里喂猪,一个妇女负责煮食,他负责割草。误割了一片开花的香菜,社员没让他赔。

  地区在公社开养猪现场会,找不到杀牛的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李文德自告奋勇,上去抱住牛头,来个扫堂腿,牛倒地,几个下放干部捆牛腿,他捅刀。他得到奖励,24斤肉,一罐酒。

  受苦受难的“流放”干部,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痛快了一回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政策怀疑,感到因政治需要而泛澜成灾的浮夸风,从四面八方摧残着本就十分脆弱的山区农业经济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写了八千字的调查报告,寄给报社。36天后,报社把调查报告退给他,附了审稿编辑的警示:文德同志: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在农村掀起的浮夸风,摧垮的不仅仅是脆弱的农业防线,这一课题不是你我这样平头百姓可以评头论足的大是大非。别忘了在反右斗争中你挨批斗的记忆。把此文立即焚掉,永远抛在脑后。

  他在石板河公社潘河大队养猪第二个月,生产队响应毛 号召:办公共食堂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对他说:文德同志,你给咱当食堂管理员吧,社员们不会说你偏谁向谁。上山砍树,在猪圈旁盖食堂。大队3个生产队,分布三条沟岔六面坡,247人。办了三个多月,没有粮食,散伙。

  公社成立编写社史小组,诗人毛锜、作家杨维新推荐李文德参加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邮寄员给县上送稿子,过河时被洪水冲倒。几个人半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文人们多么痛心!

  陕西日报摄影记者龙吼专程赶了几十里山路,到潘河生产队找到李文德说:“你躲在山高皇帝远的山旯旮里享清闲,我给你个差事,我摄影,你写新闻,咱哥俩也来次合作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李文德说:“我可是被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候补右派分子,你不怕惹一身骚气吗?”龙吼说:“我认为你李文德是真正的革命战士。你只管写龙王庙的新鲜事,我照相一齐见报,天坍了我顶!”

  李文德的稿子上了《陕西日报》头版,一条新闻,引发一场治山治水新的革命,“一修三带”四个字成为陕西治山治水走新路的代名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这就是文人,虽不能像领导手中有权一挥手万人动,却能凭一支笔使一方天地动起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60年他调到商洛出版社、广播电台、报社当编辑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天,3版编辑到省城看病,总编让他组稿设计版面,他战战惊惊,照猫画虎,编了两个星期报纸,编辑部评报时,3期3版受到一致好评,6期3版没有假、大、空稿件。总编表扬说,文德同志,你的责任心值得编辑们学习。

  记者勤走生产队,不勤住招待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爱钻山,山里是歌谣窝子。收集很多歌谣,在《民间故事》发表。

  在商南县湘河采访,晚上返回迷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手拿石头,走着唱着。在崖下碰到一群狼,他用手电照。 狼有心眼,爪子刨土打他。

  他用时38天,在一个县一条河流域采访,写了一条新闻稿:老农参谋部为战胜旱魔出谋献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地区报夜班编辑判了死刑:没新意,撤稿。但省报却作为要闻刊发在头版,并被评为红旗稿件。

  他在7个县采访,笔记4本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外出采访时,书记私自盗阅,定性为黑暗风,右倾机会主义毒草。他受批斗,奋起自卫反击。

  经受过枪林弹雨的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死都不怕,还怕官吗?

  这就是关中硬汉李文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63年5月“四清”运动开始,报社有人心血来潮,居然将他笔记列为“四不清”展开批判,大字报封了他的办公兼宿舍房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一跺脚,登上长途班车不辞而别,回到省城买了一辆架子车,卖黄土和煤,决心不再干革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过二十多天,地区宣传部派3名干部找到他家,动员他回去继续干革命。

  风风火火闯南北

  1964年,他调到咸阳公路总段,任文教宣传干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文革中,造反派晚上夺了总段的权。把他下放到一个道班当养路工。

  他被关进牛棚,罪名23条,丑化革命干部,漏划右派、臭老九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批斗,让他跪在石头上。在汽车上游街,胸前挂名字打红叉叉的床板。

  他的家3次被抄,石鲁、何海霞、康师尧、方济众赠他的画,一幅蒋介石写于1946年的手书原件,一百多部线装古藉和中外名著被没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西安红卫兵把他从咸阳1号桥扔到河里,他游到铁路桥上岸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带领一群牛鬼蛇神,以及市运输公司、剧团支持他的人,半夜冲进造反司令部,迫使对方分权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69年公路总段成立革委会,让他当副主任,不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意识到在总段待下去,不利。找到西北一棉军代表,此人看着他的档案,笑了,说你是有本事的人。政工组长看了一厚摞档案说:李文德同志,你的档案是一部传奇小说,可谓情节精采,故事跌宕起伏,读来津津有味。建议领导接收他。

  他进细沙车间,当辅助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个班,后来有人调省电视台当记者,有人升副厂长。厕所是辅助工辩论的场地。一次,女班长闯进厕所,说不去上班罚款。

  厕所辩论,是他“研读一生而不厌的圣经”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在烟盒纸上写新闻,上了陕西日报头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调到厂写作组,脱产写作。写赵梦桃小组新闻,468字,4次坐飞机进京改稿。新华社发稿。写一位领导,7000字,6次进京改稿。江青签字。那位领导是江的干儿子。毛泽东去世,光明日报取消发表。

  改革开放初,商洛欲调他回去,谢绝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改革开放头一年,厂里一年亏损三千多万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厂长安琦圪蹴在椅子上,要调他到销售办。他的条件:不管财务和人的思想,销售我说了算。厂长召开会议,明确销售业务李文德说了算。销售办书记直搔头说:上千人打了一年多乱仗,你如果在年底能把形势扭转过来,我为你请功,开庆功会,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他拒绝。

  42天后,西北国棉一厂产品第一次挣开计划经济枷锁,走进中国纺织产品生产和吞吐市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以它的高质量嬴得用户欢迎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南通、常州、上海等大型印染厂和李文德达成合作协议,纺织品公司、服装厂找到他在上海住的酒店,要求为他们生产加工服装面料。他发电报给厂长,连夜安排。咸阳二家汽车运输公司58辆汽车,开进一厂厍区。

  他坐飞机走南闯北,跑遍各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年底,补回损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西北一棉成为全国纺织系统第4利税大户。

  1983年春节前一天,他妻子下中班回到家,进门便对他说:太阳从西边岀来了,想不到当了二十六七年政治运动员的李文德,竟然成了西北国棉一厂先进生产者!厂长奖给他一级工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过去23年没长工资。

  他写的长诗《赵梦桃之歌》,寄岀七个多月音信全无,乘岀差北京之机,到那家杂志社査询,编辑部把当年来稿登记薄查看了三遍,也没找到诗稿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回厂后他卧病不起,西安中心医院査岀患了肝硬化,人一下变成霜打的茄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住院不久,医生对他妻子说:准备后事吧。他知道后,对医生说:我出院回家,绝不死在医院里。

  他毎天一早拄上柺杖到渭滨公园转悠,学下相棋,和人淡肝硬化治疗,结识了一大群好心人,收集到二十多个民间偏方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照方子配药,每十天換个方子,一连服40斤药丸。毎天早晚喝两老碗汤药,一连喝了半年醋熬西安城墙缝石灰水,直到把嘴里和食道粘膜烧烂,传授他单偏方的朋友才对他说,不用再喝了,你死不了啦!

  他先后服了许多中药,160斤药丸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对《赵梦桃之歌》13次润笔,由于总感存在某种难以说清的缺憾,便拿给一个对诗歌创作有点名气的文友请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不料那人是个马大哈,把诗稿放在枕边,回北山家里探望患病父亲,一个星期后回到城里不见了诗稿,他上小学的女儿悄悄告诉他,她不识字的姥姥拿去生了炉子。他白白绞了几年脑汁,只能认倒霉了!1991年,重写。

  厂书记找到他说:诗稿我看完了,写得不错,激情澎湃,诗意盎然,赵梦桃的艺术生命力旺盛,塑造得有声有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厂里印刷诗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国纺织报发表了关于他创作这本诗集的专访。

  住在酒店写长篇

  他儿子所在的公司面临解散,他出差前,给一位厂领导交代关照儿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回来后,儿子没有工作,他火了,让医生开证明。1986年,提前退休。

  他欠销售办几万元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联系销售关系,批发产品,推销,3个月挣10万,还了债。

  在广州跳蚤市场,有人给他发烟,须臾昏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醒来,箱子丢失,损失6万。回到咸阳病倒,再也不敢抽烟。

  书商找省党史办处长刘璟璇,请写长篇小说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处长介绍让他找李文德。签合同,预付6000元。有个人毕业名牌大学,不被领导重用,跑到深圳经营,成了香港富婆情人。李文德采访此人。书商在西安顾11名阔佬情妇、二奶,其中有大专院校学生,给李文德谈情爱史,按小时收费。

  李文德在西安秦龙酒家写作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写一章,外省编辑现场改一章。60多天完稿,23万字。长篇小说《秦野》出版,两年印45万册,出现13种盗版本。

  书商请李文德写第二本长篇《神城》,出版不久,书商发生车祸,死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94年8月,他将1972年父亲去世的骨灰安葬后,要做一个能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99年6月,他母亲做手术,切除腹内十多斤胂瘤,探腹检查才发现,贲门癌已到晚期,治疗无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欠医药费6万多。他找三秦都市报求助,报纸刊登他叫卖书稿偿还母亲住院医疗费。山东、四川、河南、湖北书商先后抵咸阳看书稿。《陕西工人报》也发了新闻。他把3部长篇小说《人狼》《银水巷》《神城》及长篇抒情诗稿《邓颕超》内容简介、故事梗概交书商们阅读。最后四川两位书商和他达成共识,由他们负责付清医疗费,他将4部书稿版权转让他们3年,岀版发行后给他2000册书。

  1999年11月,他收到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邓颖超》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001年6月,收到1500本长篇小说,留300本送朋友,其余委托西安一个书商代销,不料书商只付了800元,消失。

  2000年,他应邀赴成都、昆明、大连、西安、重庆、南宁等地主编大型综合理论文集六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兜里塞满钞票。

  他先后进深圳数月,采访原副总理吴桂贤,记了30多万字笔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北京,原中央警卫团秘书处处长姜宝元、中央机关管理局副处长张桂英,原中央謦卫团秘书陶福林、温珍荣,原王洪文机要秘书米士奇、中央警卫局干部夏基贵,毛 警卫员王明富、机要秘书陈守信接受采访。还到豫、川、云、苏、甘、新疆等地采访。

  2008年动笔,两次住院,口授,儿孙记录,35万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因吴桂贤坚决不同意写两个人物,他只能从中选出章节断断续续发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先生有的书,存在语言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结识一些大作家,受益颇丰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大诗人牛汉对他说,自高自大这个词好啊,你我就应该努力把自己高大起来,不能不高不低当驯服工具。大评论家雷达说,搞创作一定要有个性,越突岀越好。平时把自己包得很严,不敢爱,不敢恨,就写不好。作为一个领导,共性多一点;作为一个作家,个性应多一点。文学是个性创作。李文德认为,诗人柯仲平的骨头硬。雷加作品扎实,没有废话。

  2006年,峭石、李春光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协,2009年批准,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纺织工人作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他不怕得罪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位总编不会画画,作品在杂志封底刊登,李文德当面批评总编虚荣。

  前几年,他患肠梗阻,二次动手术,截掉4节肠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说,看到一群鬼站在门口,召唤他。

  大难不死的李文德,依然行走编辑部,谈论文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83岁,时而病倒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在笔耕不缀。2018年3月底,散文集<<小人物亲历记>>完成, 其中十多题已见<<延安文学>>等报刊。生命存在,梦就存在。

  崖上人曰:李文德认准大商人周莹,走南闯北搜集素材,写出精彩、厚重的长篇,惊动长安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揭秘: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Flash)

  揭秘: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自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纳入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因汪、胡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任何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再次引起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希望依托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外。国民党“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闿、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十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 、中政会 、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妄自尊大行为,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呼。国府 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 ,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如1933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在蒋主导下,党内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巩固并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造成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逐步提高,他的权力也已经相当巩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对此,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胡适曾评论到:“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月版),第159页。]但蒋介石仍深知,尽管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向他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以往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为此,他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5.1/13.15-3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 《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5.1/13.61-9。],都被蒋介石婉言拒绝,他不肯以领袖自居。国民政府 继续由林森担任,在新选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中增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和中央政治会议 二项新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他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 ,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蒋介石此后还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 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9日;他在同年4月5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又得到提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西安事变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也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此时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 一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仍由林森担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依照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该组织法还将国民政府 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的规定予以删除。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这时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此前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 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 〈国民政府 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到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23次会议议决: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再次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延缓。[ 《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2月),第1035页。]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延缓。所以林森的国民政府 一直连任至1943年8月病逝时止。 1943年5月,林森已因病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修正了延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法第13条后增加一项:“国民政府 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1943年5月29日),第2页。]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此时恢复这一条款并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 。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任期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二) 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三) 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四)五院院长、副院长由 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五)国民政府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 负责;(六)国家行为由 署名行之,由关系院院长副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1943年9月15日),第1页。]这次修正,使国民政府 不再只是林森担任时的礼仪性职务,而能直接掌握一切大权,基本恢复到1931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国民政府 的权力。从此,蒋介石不但以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更将国家元首的职位“国民政府 ”一职拿到了手。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时已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仅仅过了一年半,蒋介石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被迫退守台湾。

  本文摘自《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金以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注:本文系作者原稿,与出版物的定稿略有差异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转载)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高 华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谈当代中国史史料之前,需要先简要地解释一下什么是当代中国史,也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研究当代中国史有若干困难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是被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研究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的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由官方机构在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这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将侧重讲具体的史料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对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也会附带提到。

  一、 档案极其重要,但开放限制很多;地方档案可资利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

  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 1991年第28号文件中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

  “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共20类,最重要的有7类:

  1. 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

  2. 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

  3. 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

  4. 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

  5. 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

  6. 涉及国内行政区边界划分问题的档案;

  7. 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开放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央级的档案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A. 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 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C. 还有其它一些情况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 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 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 这些档案都是原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3. 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4.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七十年代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 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 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 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 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四、 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三部分;林彪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第四部分;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第五;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等;第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七部分;文革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这套文库还配有一本中英文索引,对所收的每一篇文献都例有中英文的篇目。除此之外,光盘可按“作者“,“标题“,“时间“,“主题检索“,“分主题检索“,“发文机构检索“等查阅。

  五、 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地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结构松散),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

  近二十年后,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有极为丰富的近二十年出版的各类地方志和专业志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代中国》的地方卷,每省一卷,1949-1985年。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

  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

  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1979至今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 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苏京,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在毛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毛和康生:“利用小说反党“, 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 、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 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 邓小平、胡耀邦的态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抢救史料;

  3. 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二十年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九十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再来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路向。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国外和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中短篇]“许云峰”错误引出的重重风波

“许云峰”错误引出的重重风波

  文/罗学蓬

  1、一封红岩烈属发来的抗议邮件

  伏夏某日,笔者的电子邮箱里突然飞来一封注明“罗学蓬亲启”的电子邮件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打开一看,不禁大为惊诧,发件人竟然是几位红岩英烈的战友与亲属——许建业的胞妹许文君,李承林的儿子李显群,许建业的战友周致远、唐珍润。

  信(以下简称“抗议信”)由李显群执笔,开篇便引用了2005年8月14日《重庆晚报》上《许建业:十次苦刑犹骂贼 从容就义气如虹》一文中的一段文字,“历史已经证明,许建业是重庆工人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任何不负责任地宣传和向烈士身上泼污水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坚决制止。”

  让笔者感到惊诧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引起烈属们强烈非议的焦点人物厉华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紧跟着,便全文引用了重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兆丰、华蓥游击队司令陈伯纯、前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以及江姐的入党介绍人李培根、戴克宇等老同志的一封联名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该信的标题是:《关于许建业烈士亲属来信反映的问题向重庆市委领导建议的信》,信如下:

  我们解放前后都在重庆地区做过党的工作,对重庆的建设和发展,非常关心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我们最近收到许建业烈士亲属和其他同志的来信,反映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厉华在《再铸红岩魂》一书中,把许建业烈士生前个别的失误,结合烈士们生前针对党内出了叛徒出卖革命的八条意见混为一谈,又写文章,又作演讲,每年“11&#8226;27”纪念日,厉华的录相报告,还要在重庆电视台播映,极力丑化许建业烈士。当许建业的亲属几次向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及烈士陵园厉华馆长提出意见后,他们都承诺改正,但是实际一直未改,且愈演愈烈,厉华前不久对该馆工作人员表示“我讲的是史实”。这种错误的宣传,看来很难自行停止,根本不理会烈属的强烈反映。我们对此极为费解,也极为愤慨。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看法:

  首先,《再铸红岩魂》书名的这种提法,就容易使人觉得红岩魂必须再铸,难道红岩魂出了什么问题?所谓红岩魂,如果是指小说《红岩》所塑造的英雄群象,如许云峰、江姐、刘思扬、陈岗等英雄人物,他们都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理想,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小说《红岩》正是歌颂了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这样的红岩魂,应当大加发扬,何须再铸?如果说学习红岩英雄人物要联系实际,结合具体情况,也不必提再铸。如果说要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应把烈士的个别失误和叛徒叛变革命混在一起,忠奸不分,这样,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危害极大。

  其次,按常识理解,写文艺小说和写人物传记、史书、理论等是有区别的,不可混为一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小说《红岩》中塑造的英雄群像是按照原型人物加以综合提炼塑造出来的,这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现象,不能随意指责为过度拔高和有意神化。不能把原型人物和小说典型人物等同起来。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奇谈怪论。

  第三,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人物许建业烈士,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经过党的组织审查,解放后经过批准正式确定为烈士,重庆市委有档案可查,许建业的烈士资格是社会公认的,绝对不容许加以丑化,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坚贞不屈,受尽酷刑,大义凛然、壮烈牺牲,他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许建业在狱中的表现,当时的战友们无不称道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当时与他同囚于白公馆的许晓轩烈士,在许建业牺牲以后,就赞扬许建业烈士“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说他“有文天祥那样的气节,叶挺将军般的忠诚”。他生前握着罗广斌的手留下的临终遗言,即“血与泪的嘱托”,主要是罗广斌按照许晓轩烈士等生前的嘱托的八条意见,都是对党内出了叛徒而提出的,有何根据说是针对许建业烈士的呢?这哪里是事实!这完全是不分忠奸、混淆是非,歪曲事实。至于许建业烈士生前确有个别失误,也是由于他出于维护革命利益,担心敌人从他的住处扩大搜捕范围而造成的,这和当时党内出了叛徒如刘国定、冉益智、蒲华辅等背叛革命、投靠敌人是根本不同的。也不能借口总结烈士生前的一时失误的经验教训,忠奸不分,更不容许夸大和渲染烈士的这种个别失误,甚至制造一种谬论,说是由于许的失误,导致重庆党组织的大破坏。造成了这种大是大非不分的混乱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第四,评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人物传记 、历史事件、社会文化等,都有一个立场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如果立场不对,指导思想不对、敌我不分、忠奸不分、就事论事、也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谈不上尊重史实了。《再铸红岩魂》的出现,看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一前年重庆市曾经发生过借评选所谓十大名人之机,就说“江姐是一个文学形象,是靠《红岩》小说丰满起来的人物”,引起强烈反响,就是证明。

  第五、建议有关领导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这类问题,对有关人员要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加以改正,对烈属要进行安抚,维护烈属的合法权益,不使流毒泛滥,以利发扬革命精神,以利建设和谐社会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以上看法,谨供参考,请予酌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签名人:刘兆丰 陈伯纯 廖伯康 李培根 戴克宇

  此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还附有刘兆丰同志亲笔的书面材料:

  我完全同意“建议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许建业同志的革命气节和他慷慨就义的高尚品德早为当时狱中战友所肯定,他为解放后的中共重庆市委所承认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重庆解放后,中共重庆市委成立了一个“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我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会中我记得对许建业同志被捕后的失误,也曾进行研究过,结论是:“许建业当时是为了党的利益,不使敌人搜捕的范围扩大,才造成此种失误的,故其烈士资格应该予以承认”。这段审查经过在重庆市委的档案馆是有案可查的。

  许建业同志是以鲜血和生命来证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不容后人毫无根据地加以歪曲和否定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兆丰

  2005年6月13日

  2、《红岩魂》全国飘红,却在重庆市文化宫剧院演出时招来许云峰胞妹许文君的当场抗议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显然,红岩烈属对笔者撰写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同样十分愤慨,视其为流毒之一,所以特发来“抗议信”,向我说明事实,表明态度,以正视听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烈属们的愤激之辞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溢于字里行间:“有哪些不负责任的宣传?是谁向烈士身上泼污水,他们都胡诌了些什么?以前为什么没有制止住?在红岩英烈的宣传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分清是与非,不使流毒泛滥!”

  在这一他们认为向红岩英烈许建业大泼污水的“风波”中,烈属们并未将笔者当作“流毒”的始作佣者,而仅认为笔者是受厉华影响,加之笔者本人的立场存在问题,才写出了那样一篇令他们十分不满的文章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那么,要弄清楚烈属们的愤怒缘何而起,就必须首先弄明白厉华因何举动招致烈属们的重大反感?笔者又根据什么写成了《“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身为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兼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馆长的厉华,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红岩精神的整理、研究和弘扬、传播,先后撰写、与人合著了《浩气长存》、《红岩魂纪实》系列丛书、《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史实研究保护与利用》等书籍,策划和制作了电视剧《这座山属于历史》和《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2000年6月29日,《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在北京京西宾馆,为参加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专场汇报演出,6月30日又为中央办公厅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专场演出.两场演出中,天安门国旗班16名护旗卫士上台充当祭奠烈士场景中的护祭礼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出席恩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一起观看了演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演出过程中,30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感动得泪水盈眶。

  展演结束后,中央领导们上台接见演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李岚清:“到重庆去参观过白公馆、渣滓洞,去瞻仰过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人都会受到烈士的崇高精神的震撼!今天,你们又一次用一种全新的创作,把烈士们为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所做的牺牲再一次展演在首都人民面前,让我们受到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把歌乐山英烈们的精神,把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英烈的大无畏斗争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展现出来,这是艺术上的一个创造,非常可贵。希望你们进一步弘扬烈士的高贵品质,让我们来学习他们,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让他们的英灵得到安慰。”

  丁关根:“我看了你们的展演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不到两个小时的演出,使我们受到一次革命烈士光辉形象、无私奉献、崇高品格的教育。演得非常好,很成功!你们对革命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你们演得很真挚,深情,你们是用心在演。红岩精神和革命烈士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永远活在我们全国人民的心中的。希望把这么好的形象报告剧多演出,多到学校里面去,不光只是在社会上演。”

  曾庆红:“看完以后,我确实觉得很震撼人!刚才我跟重庆的宣传部长讲了,我请他今晚把这些烈士遗留下来的‘八条意见’送给每位与会的部长们,要记住烈士的教诲,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王刚向全体演员深鞠一躬,含泪说道:“演得太好了!我是留着泪看完了的!我为什么上台给你们行了一个礼呢?就是因为你们确实演得好,你们是用心在演,没有一个观众走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你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工作,所以我们决定组织办公厅的全体人员都来看展演,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展演的新颖形式与巨大轰动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6月29日,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对《红岩魂》进行了现场实况直播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7月1日晚,又在第一套节目的黄金时段重播了《红岩魂》录相,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紧跟着对《红岩魂》进行了重点报道,立即在首都乃至全国掀起了一股“红岩热”。

  《红岩魂》产生轰动效应后,上百个大中小城市纷纷邀请,《红岩魂》踏上了一条“长征”之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此后长达数年的巡回展演中,观众达3000多万人次,创下了新时期戏剧演出观看人数之最。

  《人民日报》2001年7月8日二版发文赞道:

  由业余演员排演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自1999年11月公演至今,风靡了全国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一年半之中,巡回展演国内16个城市,演出场次近500场,观众达65万余人次。

  《红岩魂》在一人主讲的《红岩魂》报告会基础上,嵌入演员的表演,通过灯光、布景、投影的综合运用,使之与报告内容融为一体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剧组由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组织本单位职工和向社会招聘人员及10名下岗职工组成。

  北京:去年6月,《红岩魂》赴京公演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原先设想能演足20场就很好了。市场反响出乎意料:从6月7日到7月18日,38天共演出58场!

  重庆:剧组赴京前,在当地上演了30余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按说,老老少少的重庆人对红岩故事耳熟能详了,但剧组返渝后,在炎炎盛夏又爆满16场。

  上海:《红岩魂》在这里再次刷新演出纪录,从去年8月15日到9月15日在上海云峰剧院连续演出79场,观众人次达12万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广东:《红岩魂》展演一团今年3月初到广州、东莞、珠海、深圳等地展演,演出场次已逾百场,观众近20万人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深圳,首场演出即被香港组团包场,千余香港同胞观后无不为之动容。

  《红岩魂》轰动全国,一个剧组不够了,由重庆市话剧团组成了《红岩魂》展演二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先后同陕西宝鸡市话剧团、上海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合作,组建了《红岩魂》展演三团、四团。

  《红岩魂》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充分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内心里仍然呼唤崇高境界,如果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丢掉了这种精神支柱,也就失去了脊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时代呼唤着精神,时代呼唤着理想,这就是《红岩魂》走红的根本原因!

  (《红岩魂》演出剧照)

  2001年6月26日,《红岩魂》再度赴京,被特邀参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在中南海举办的“东方之光”大型文艺晚会,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厉华作为该剧的策划人与编剧,作为整个演出团体的主要领导,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1995年,他被文化部、劳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98年获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奖,1999年获重庆市第二届“争光奖”、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文化部优秀专家奖,2000年获重庆市首届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奖、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第一届重庆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002年,当选党的十六大代表。

  当然,正如前面所述,厉华在思想战线上作出的贡献并非仅仅是策划与创作《红岩魂》,并把《红岩魂》打造成为重庆市的一个响亮品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担任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长长达20年之久,一个个与时俱进的创意为纪念馆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不仅让“红岩精神”红遍全国,同时也取得了极佳的确经济效益,取得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双丰收。这些年来,国内不少文博纪念馆都面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困境,而厉华领导的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却红红火火,年均吸引数百万观众前来参观吊唁。单是每年的门票收入便达到了上千万。

  荣誉不仅属于厉华个人,也属于这个集体,2000年9月21日,《红岩魂》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红岩魂》被中宣部评为2000年全国10件大事之一;同年12月,重庆市委、市政府为《红岩魂》的编创和组织单位——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记“集体一等功”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并将其列入重庆直辖5年10件大事之一。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红岩魂》全国飘红,却在重庆文化宫剧院演出时招来许云峰胞妹许文君的当场抗议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1999年11月25日,歌乐山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日,刚刚排出的《红岩魂》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院向山城人民举行汇报演出,该剧一炮打响,连续演出30余场,场场观众爆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这样的演出,厉华当然不会忘记邀请烈士家属们前来观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可是,当演出正在进行时,一位老人却大声抗议着愤而退席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烈属们给笔者的“抗议信”中详尽写道:

  五年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上演了一场《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剧,剧中有一段:

  报告人(画外音):“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地下党的工作斗争环境是异常艰巨复杂的,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因此,铁的纪律、坚定的党性对每个地下党员是不可动摇的。在这方面稍有不慎就会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地下党工运负责人许建业,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白公馆监狱里,他突然想起在他家里的枕头下和床下的箱子里有十几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几份党内文件。按照地下党的纪律规定,工人的入党申请书是不能保存的,党内文件看完后也是要立即销毁的。但是,许建业在这方面却马虎大意没有按照党的纪律行事。入狱后他怕特务去抄他的家,搜出这些文件,故牢房里非常的焦躁不安。他想找人去自己家里销毁这些东西,他找到看守陈远德,而陈远德也发现可以从许建业身上捞到一把,于是便主动接近许建业。”

  舞台上,许建业受讯后被看守陈远德押回牢房,途中许有意跌倒,陈去扶他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许建业:“我实在走不动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陈远德:“歇一歇再走,刚上刑都这样,你今天是碰上我了,没事,要是换个人 押你回去,你走不动,爬也得爬回去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哪有让你歇的份儿。”

  许建业:“做人心眼要好,俗话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陈远德:“我这个人,就是心软,你说大家都是人,你们那些政治上的事,我搞不清,可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都得有个同情心不是,谁没有个难处的时候,有事你就说话,只要不犯法,我能帮的总得帮一把是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许建业拿出钱:“这是3000块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反正我现在也没用处,你拿去花吧!”

  陈远德假装客气:“这……”见旁边没人就收下了,“你有什么事要带什么口信,尽管说,你今天碰上我当班算你运气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许建业:“老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现在进来了,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些朋友的东西在我那儿放着,我怕连累他们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陈远德:“可不!到了咱们这里头,有些事可就不好说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许建业:“你要有时间,到志成公司找一个叫刘德惠的人,让他到我家里,把枕头下面和床下箱子里的东西都烧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陈远德:“行,行,等轮班休息的时候,我跑一趟,这好办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好像听到有人来了,“那就快走吧,省得碰上人,添麻烦。”

  舞台上刚刚演到这里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舞台下却有一位古稀老人霍然站起、她离开座位,一边退场,一边愤怒地吼道:“我要找厉华!我要找厉华!”

  “慢点,许大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借着闪烁的舞台灯光,郑继先烈士的儿子郑维国看出抗议的人是许云峰烈士的胞妹许文君老太太,赶忙上前搀住她,两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出了剧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剧场大门口,唏嘘的许文君老人,泪流满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一部众口称赞的形像报告剧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为何会引起许文君如此强烈的反感?在思想宣传工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厉华,为何会成为烈属渲泻愤怒情绪的对像?

  (《红岩魂》演出剧照)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剧情涉及到英烈许云峰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正是因为《红岩魂》形象展演中首次披露了许云峰犯下的这一错误,以及笔者根据厉华提供的史料写就的《“许云峰”的错误及其惨痛后果》一文,才使厉华和笔者均成为了烈属们表示强烈不满的对像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中短篇]“许云峰”错误引出的重重风波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史人”“妄人”曹聚仁——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

“史人”“妄人”曹聚仁

   ———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

  ◎ 朱 正

    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二十九章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横空出世 惊动西京

  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鲁迅《忆韦素园君》

    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已有不止一个版本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我看到的是上海二○○六年出版的一本,实际包括作者一九五六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评传》和一九六七年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鲁迅年谱》两本书。现在我就来写一点我在这书中看到的硬伤。文章里引语后边所注的数字,指本书页码,就不再注明章节的标题了。

    作者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说:

    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5)

    作者这样说,当然是自认为有鉴别史料的眼光,有组织史料的能力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以此自负,对自己正在精心结撰的大著期许甚高。他说:

    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4)

    《章实斋先生年谱》见《胡适全集》第十九卷,在史学著作中可称杰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曹聚仁的《鲁迅年谱》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在这个档次,读者看完本文之后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但近比胡适、梁启超,而且还远比王船山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他说:“我对鲁迅的看法,有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一定苟同前人的评论,也不一定要立异以为高的。”(114)这样的书当然是传世之作,千百年之后还会有读者。他说:

    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认我所写的,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80)

    鲁迅先生定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一页,我这部《年谱》,或许对千百年后的史家有点用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81)

    一方面,对自己的著作作了这样高的期许,另一方面,就要竭力贬抑别人的同类著作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在他撰写《鲁迅评传》的那时,已经出版了的鲁迅传记,在大陆只有一本王士菁的《鲁迅传》,在台湾只有一本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于是他就极力攻击这两本书:

    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

    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5)

    王士菁,无论史才、史识,史笔,都是不及格的,只写了一部乱糟糟的传记,比日本人的《鲁迅传》都不如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说八道。(382)

    就这样,曹聚仁把别人的书贬得一钱不值,来反衬自己的书是怎样的了不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可是,终于摆在读者面前的他自己的这部书究竟怎样呢?我不得不抱歉地指出:他批评王士菁的那些话大都可以用来批评他自己的书:不懂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不成样子……他这部书,大到总体结构,小到语法修辞,都有可议之处,这些都没有篇幅去讨论,仅仅就史学这一角度谈一谈书中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多次自称为“史人”(例如第116页、第260页),称他的书为“史书”(第4页),我想选择这一评论角度是适当的。而史学的范围都太广了;史才,史识,史德,这些也都暂不讨论,只看看书中所写的史实错误之类的硬伤。

    传记和年谱,不但要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还必须介绍其时代背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前,传主的一些行状才是可以理解的。曹聚仁注意这样做了,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许多历史事件都被他写错了。读者看了,真觉得他不像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下面举一点例。

    《鲁迅年谱》一九○五年所记历史大事有“清廷派皇族五大臣视察欧美各国宪政”(293)一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里的“皇族”二字就使人觉得奇怪。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见于这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36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只有镇国公载泽是宗室,湖南巡抚端方是满人,而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兵部侍郎徐世昌都是汉人。怎么能把这些人都称为“皇族”呢?

    《评传》中说:“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7)这里漏说了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华兴会的张继、宋教仁等人后来都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家。这一疏漏,作者在十年之后所撰的《年谱》中才得以改正(293)。

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横空出世 惊动西京

    《年谱》一九○六年记有“是年,清廷宣布实行立宪”(294)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其实清廷宣布的并不是“实行立宪”,而是“预备立宪”。这年九月一日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之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563-5564页)

    可见清廷开出的只是一纸远期兑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却把它说成立即兑付的支票甚至是现钞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年谱》一九二四年所记大事,有“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十一月,曹锟退位。十二月,孙中山北上入京。”(316)这里,“曹锟退位”四字,完全没有反映出当年的历史。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随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页。这跟他在九月十八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见前引书第75页)不是一回事。曹聚仁把这两篇宣言弄混淆了。

    《年谱》一九二六年记有“三月,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郁达夫主编,提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新论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22)这里“《创造》月刊”应作“《创造月刊》”,也许是编校之误,不去说它。只是创刊的当时并没有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来。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上,是已经要开始“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了。把这口号前移到一九二六年,也可说是昧于史实。《年谱》一九二七年又重复记有“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发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332)时间依然没有说准,还是早了一年,而且《年谱》将同一件事在两年中重复记载,也就不宜再指责别人不善剪裁组织了。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书中说:“中国共产党,以贺龙、叶挺的四军为骨干,八月在南昌举义,是为红军之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32)贺龙不属四军,当时他是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年谱》一九二七年记有:“三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组织‘新月社’,《新月》月刊创刊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32)从行文看来,是说先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再由这个社创刊了一份杂志。这里首先要指出一个时间上的错乱: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的,后来成员星散,无形解体,到了这《年谱》中说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新月》月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才创刊,显然不可能是新月社办的刊物了。可知新月社的结成和散伙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而《新月》月刊的创刊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曹聚仁要把这两件事都记到一九二七年。

    《年谱》一九三一年记有:“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四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48)这几句话表明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批判立三路线,是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而四中全会虽然继续提出批判立三路线,但主要锋芒却是针对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了。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操纵之下,主要目的就是提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次全会所有文件,包括向忠发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决议案、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的结论等等,都收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其中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的内容。这是要到四年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才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对于鲁迅的传记来说,只是一种背景材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对于这一些,看来曹聚仁颇有点不甚了了信口开河的习惯。在处理传主生平事迹的时候,作者总应该慎重一点吧。不幸得很,错得还更离奇些。下面也举一点例。

    祖父的事情,书中是照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里两节“介孚公”的材料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当然是很有用、很权威的史料。可是决不能说只要把它照搬过来即尽了“史人”的能事。这时就得用一点鉴别史料的眼光了。认真鉴别一下,就可以发现周作人这里说的有三点应予订正。一点,他为什么不做金溪县的知县了呢?周作人的书中所说的原因是“被参劾”,后来“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至于“被参劾”的原因,则是“同抚台闹了别扭”。曹聚仁在引用这一史料的时候,把周作人的原文简化为这样两句:“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12)省掉了“被参劾”三字。这是不能省去的。不写明被参劾这一点,是不是闹了别扭就负气辞职呢?再说,参劾他的抚台是哪一位,应该也可以落实到人。像一省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清史稿》有表有传,一查便得。我已经查明鲁迅祖父周福清并不是被任何一位巡抚参劾的。参劾他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的原因也不是和他“闹了别扭”,后来在北京做的内阁中书也不是考取,而是循例捐来的。我的考证过程,详见《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收在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一书中,这里就不细说了。

    接着就是祖父的科场行贿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周作人所述也与事实颇有出入,曹聚仁都照抄过来了。因为这是清末一个大案,有关的奏折和上谕都可以在《光绪朝东华录》里查到,足可资鉴别之用。例如说,不会办事因而引发了这一场大案的“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12),据浙江巡抚崧骏报告案情的奏折,此人不叫徐福,而叫陶阿顺。这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错误,至于书中所说“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12),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大错误了。假如真如此书中所说,陶阿顺送去的信封中有一张可以立即兑付现银一万两的银票,介孚公也就不能保全首领了。幸好信封里并没有一张这样的有价证券,有的只是一张写着“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的纸条,只是一个许诺,表明行贿的意向。崧骏的第二封奏折更明确说这是“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这一情节对于最后量刑极为重要。崧骏的奏折中说:“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一个有史学训练的人,在这关系极大之处,怎么能对所引史料不加鉴别,据官文书订正呢?《光绪朝东华录》并非僻书,可就是没有去查考一下,也许是没有想到要去查阅吧。

    鲁迅父亲的病死,《评传》说:“他父亲病了一年,死时只有三十七岁”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2)此说就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了。据《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说,前一位医生医治了“两整年”,换了个医生(“陈莲河”)又看了一段时间,总计有两年多一点。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说,大概没有这样久。他的记忆里,“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时(1894年9月17日)他还没有发病,“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到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去世,病了大约是两年左右。

    《评传》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的学习成绩,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2)这个“非常之好”一说,又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说: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

    应该说,他自己的这一段回忆是很准确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转录了一张鲁迅一九○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物理60,化学60。平均65.5,142人中间列第68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这岂不正好和他自己说的“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相符吗。看了这个分数单,也可以知道书中说“他在医学校中,伦理学也得了最优等的成绩”(292)一说不准确,83分是不能算作最优等的。

    鲁迅在一九○六年到仙台医专求学,在那里看了一张对他刺激极大的幻灯片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评传》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23)一望而知,这是从《呐喊·自序》中照抄来的。一个人回忆往事,不妨作一点粗线条的记述,而一个“史人”修史,就不能不对这史料有所鉴别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战争。说“其时,日俄战争刚过去不久”,才是史家的笔墨。

    《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谈到鲁迅参与《越铎日报》创刊的事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说是“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提议创刊报纸来监督“王金发他们”,显然是绍兴光复之后的事情了。报纸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创刊,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见《鲁迅全集》第八卷。而曹著《年谱》却置此事于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是年……暑假后……也孙德钦同办报……十月间,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来,王金发从杭州带队来到了绍兴,组织了军政府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越铎日报》对都督有了微词,更触王氏之怒。(298)

    对于鲁迅传记的作者来说,《朝花夕拾》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史料,它关于《越铎日报》一事的记述也是完全清楚明白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真不知道有这书在手边的作者为什么会把报纸创刊时间弄错的:错了一个朝代,把民国时的事写成清朝的事了。再说,即使没有去查阅《越铎日报》上刊登的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文章,只看《朝花夕拾》里说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也就决不是只用“有了微词”这四个字可以交代过去的。

    说到绍兴光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评传》说:

    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29)

    一队学生在街上游行一通,绍兴就光复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是杭州光复之后派王金发率队进驻,绍兴才光复的。曹聚仁在这里,又是不加鉴别照搬史料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惜别》一文,转述了许广平对他说的这件“武装演说队”的事,曹聚仁就照抄不误了。同样记了这事的周建人,说的就有分寸得多,他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中,只说在那人心浮动的绍兴城里,“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却没有说“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这样的荒唐话,可惜作者没有采用他的这一说。在多种史料中,比较、选取、鉴别的工夫,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

    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有一些事情不很愉快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在他写给许广平和未名社友人的信件中都有清楚的反映,传记作者凭着这些最直接的史料,对他生平中的这一段是很好处理的,不容易写错的。可是在《评传》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海外(引者案:疑是海派之误)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66)

    读者很可以把这一段引文当作曹著《评传》全书的标本,看他是怎样东拉西扯,时间错乱,故弄玄虚,文不对题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讲传主在厦门大学的事,忽然插入一段讲中山大学的事,讲胡适的事,这与鲁迅的事迹有什么关系呢?再说,鲁迅在厦门,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曹聚仁在这里写的“那时”,只能是指这一段时间。那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教学业务的傅斯年,力主读经了吗?提倡《古文观止》了吗?原来曹聚仁在这里插说的几句,并不是“那时”的事,而是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广州的事。胡适的《南游杂忆》(见《胡适全集》第十卷)记下了他为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学位而作的南游,记下了他在广州两天半的经历。从胡适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力主读经,并且要求法办(而不是驱逐)胡适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文章里还记有他和陈济棠交谈的情形。读者无法理解的是,一九三五年胡适在广州的这些遭遇,与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的遭遇有什么相干,也不能懂得在《鲁迅评传》插说此事是什么意思。

    《评传》中还这样述评了鲁迅应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一事:

    他对于蒋介石政权,也是十分头痛的;但他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属下的中央研究院供职;直到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为止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为了“生存”,抱关击柝,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鲁迅也和我们一样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的人(一定要把鲁迅想象得高不可攀的人,也是可笑的)。(386)

    他这“评语”说得很清楚:鲁迅为了“生存”,他所敌视的蒋介石政权的钱也可以用,什么卑微的职业(下至守门打更)都可以做,因为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嘛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样一个人,当然就不足以言操守了。这就是《评传》作者对传主的评价。可惜的是他在作出此种评价所根据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蔡元培就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设“特约著作员”,“延聘国内在学术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也就是给社会上没有固定收入的著作家送一点补助费,是一项有利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措施。这补助是无条件的,完全无损于接受者的操守。就说鲁迅吧,他在接受补助的这四年间的著作,那些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里的文章,有一篇迎合、趋附权力者的吗?再说,这笔补助费,也并不是他为了“生存”所断不可缺少的。补助费只拿了四年又一个月,在这以前和以后,鲁迅靠着稿费和版税,不也是“生存”下来,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吗。再说,曹聚仁把这事写成是在“中央研究院供职”,表明他对这事原委所知有限,其实是与中央研究院毫无关系的。还有,南京并不在“一·二八”战争的战区之内,说“‘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也许只是一种修辞、象征的说法,似乎不宜出现在史籍之中。

    革命文学论争的中止,“左联”的成立,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个重大关节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评传》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

    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82)

    一九二八年,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李初梨这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围攻鲁迅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为什么后来忽然停止了攻击,而和鲁迅一起组织“左联”呢?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人李立三的决定,他命令这些党员作家不再攻击鲁迅,争取他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拥戴他为左翼作家的领袖。为了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他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还同鲁迅直接交谈过一次。当年向党员作家传达李立三指示的吴黎平,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在场的冯雪峰,后来都发表了文章回忆这段史事,足为明证。我也看到过阳翰笙提供的一项资料,说是李富春向他提出不再攻击鲁迅的。我认为这个资料也是可信的。只是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他是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意图。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吴黎平、冯雪峰、阳翰笙提供的证词都还没有发表,他当然无从知道有关的详情细节。但是从“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开始抬头之时,应该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决策。即使说想不到这一点,也决不应该说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动。理由很简单,在“左联”的酝酿和成立之时,他都不在国内。是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和周恩来同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回国之初忙于政治斗争,并没有过问“左联”的事。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打击,脱离了领导岗位之后,才过问“左联”的事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这也就可知《评传》所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错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年谱》一九三○年记有“二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瞿秋白等五十二人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343)前面已经说过,瞿秋白这时不在国内。

    《年谱》一九三○年还记有这样一事:“那时,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那时,鲁迅曾避居黄渡路的花园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340)事实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后,鲁迅才举家避难花园庄的。《年谱》将这事误系于一九三○年,而且把这次避难的原因,只一般地说是“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只字不提柔石被捕事。而在《年谱》一九三一年里,才记下:“一月十七日,赵柔石等在上海被捕,二十日,鲁迅和许广平、海婴、许妈避难于日本人所经营的花园庄。”(343)也不知道这里写的同上一年写的避居花园庄是同一次还是共有两次。对于柔石等人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捕被杀,书中更无一字说明,大约也是以为“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吧。殊不知道他们是在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上被捕的,完全是党内斗争中的牺牲者,以致《年谱》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二月,‘左联’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权对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个青年作家的杀戮。”(348)他把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都说成是“青年作家”了。他不知道遇难的二十四人中只有五人是作家(“左联”五烈士),另外的都是职业革命家。可见他是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要写的事情就急急忙忙来动笔了。

    书中小的差错更是触目皆是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这里随便举几个给大家看看。例如马珏是马裕藻(幼渔)的女儿,书中却说是马衡(叔平)的女儿(114),马衡是她的叔父。教育总长傅增湘是四川江安人,书中却说是湖南人(157)。只要看过《两地书》的人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是一九二五年才相识的,书中却说是一九二三年。(317)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曾经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两次到北京省母,而书中说只有一九二九年的那一次。(75)《萌芽》月刊,是鲁迅、冯雪峰合编的,书中却说是“郁达夫、冯雪峰共编”(338)。如果用“错误百出”这句成语来评这本书,那么,对这句评语不但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

    最后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还可以来一点余兴,看看书中一段有趣的文章:

    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摆在我们的面前,便是:鲁迅假使活到现在,中共对他会如何?他对中共将如何?照胡适的说法,他是看了胡风被清算了,认为鲁迅也不免于被清算被斗争的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我呢,觉得胡适到了纽约,毕竟坐井观天,他是不懂得中共的政策的。我敢断言胡适留在北京的话,决不会被清算的,他还是做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红学的考证,一定更有收获;生活也许清苦一些,但他的生平志愿,一定可以完全达到了。中共对于“人尽其才”这一点是做得很不错的。鲁迅先生在现在的话,他的创作,将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那是可以断言的。至少,他那部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的了。至于思想上的自我批评,一向是很勤奋的,他那回受了创造社的攻击,便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下子,就搞得比他的敌手们还通些。他如若活在现在,他可以替中共政权建立新的文艺理论的(我们要明白:中共的政治路向,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北京路线,并不依存于莫斯科路线的)。(386)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罗稷南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毛答:“要么被关在牢房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曹聚仁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一段毛罗对话,没有猜中。关于这事,我写了一篇长文章,收在《鲁迅的一世纪》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就不重说了。可以指出的是,曹聚仁的这一段文字主要是写给胡适看的,是想做点统战工作。对胡适作出了种种许诺,动员胡适弃暗投明。我看出了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具有过人的史识,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一件过硬的史料。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胡适全集》第34卷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第466页)

    这里胡适称他为“妄人”广州党史中重大事件及人物。不说别的,只看他这部《鲁迅评传》,水准如此之低,自视如此之高,“妄人”这一称号足可当之无愧了。

  (摘自《悦读MOOK》第10卷 褚钰泉主编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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